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青年周周读澎湃在
为落实中国建研院党委党史学习教育部署要求和中央企业团工委“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学习教育安排，中国建研院团委从今天起推出“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
青年周周读”栏目。栏目从3月底到12月初每周推出1期，每期从《苦难辉煌》《中国人，你要自信》《中国国有企业简史》中节选有关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国有企业发展史的内容，带领青年职工了解中国共产党经历的苦难以及走向辉煌的历程、理解新时代中国“四个自信”从何而来、明确身为央企青年的责任担当。
今日专栏内容节选自《中国国有企业简史（—）》，本书主要以-年间各历史阶段的鲜明特点为背景，以国企改革与发展脉络为主线，向五十余家央企国企收集厂史厂志作为改革实践的一手案例资料，结合年度国企发展大事记，试图呈现出一幅具有时代特色的、生动的国有企业历史画卷。这部书内容共分十章，记述了从新中国成立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改革开放70年的国有企业历史。
脱困建制时期的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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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脱困中的国有企业改革
国
有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
国有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既受到企业外部因素的影响，也限于企业自身沉疴宿疾的累积，到了关键的节点便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
01
市场经济对国有企业的挑战
年南方谈话对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唤起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打破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清楚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与市场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至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真正被接受，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很快成为中央的决策主轴。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大会报告确立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报告中还提出“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提高它们的素质。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所在。”
在十四大之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叫国营企业，十四大改称为国有企业。虽一字之差，但意义重大，这意味着国家不再是企业的直接经营主体，而是企业的所有者。
市场化程度的加快首先表现为外资和民营资本对市场的激烈争夺，使市场竞争在90年代初空前激烈，曾经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市场出现了国有、民营和外资“三分天下”“三足鼎立”的局面。与国有企业相比，新兴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拥有体制、机制灵活，资金实力雄厚的优势，往往能够在市场快速波动中占得先机。改革开放初期，为鼓励引资，国家给予外资税收等多种优惠政策支持，而应运而生的民营企业以其灵活的经营机制，发展也十分迅猛。国有大型企业依靠其规模大、实力强的优势，经过企业内部不断深化的变革，依然能够与外资、民企在市场竞争中所抗衡。但对于在规模、技术、资金、市场、企业内部机制等多方面都不具优势的国有中小企业而言，首当其冲受到强烈的冲击。当国家经济开始步入市场化轨道时，高额的不良负债使银行中止贷款，几乎切断了国有中小企业简单再生产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由于缺乏投入，以致产品研发能力弱、产品档次低，而成本高加上市场狭窄，致使众多国有中小企业又难以快速形成规模，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在转轨过程中，国家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使得国有中小企业既无政府“输血”，又无自身的“造血”功能，多数国有中小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岌岌可危。
在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将企业推向市场之后，国有企业在“短缺经济”的环境下被掩盖或忽视的问题逐渐爆发出来。首先，随着市场进入买方市场，绝大多数商品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种种不适应市场的结构性矛盾非常尖锐地暴露出来，包括低水平重复投资在国有经济内部形成了大量过剩产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还未得到及时有效的调整，严重妨碍了国有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国有企业组织结构，降低了企业的运行效率；受投资体制限制和计划经济生产模式的影响以及企业长期缺乏必要积累，国有企业长期缺乏创新和市场开拓意识，重生产、轻开发、忽视营销，研发投入严重不足、技术创新能力低下，导致其装备水平落后、产品结构不合理，不能适应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竞争力明显不足。这些问题，在纺织、家电等行业尤为突出。
其次，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矛盾和严重不适应市场竞争的问题随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也逐步暴露出来。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实施后，国有企业改制有了法律依据。虽然大多数国有企业按照《公司法》的要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但绝大多数改制公司的股权结构仍然是国有独资或国有绝对控股，政企不分的问题没有解决，出资人没有真正到位，经营责任难以落实，经营机制仍然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国有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推行三项制度改革，但在大多数企业改革并没到位，平均主义“大锅饭”没有根本打破，“职工能进不能出、管理人员能上不能下，收入能高不能低”的问题还在困扰着国有企业。与“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改制真正到位的股份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上反差强烈，一旦市场竞争加剧就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02
“企业办社会”对国有企业的束缚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还扮演着一级社会组织的角色，为此承担了大量社会职能。在国有企业中，除了“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体系外，公检法司、从托儿所到大学的厂办教育、后勤商业服务等无所不包，当时形象的说法是，企业除了没有火葬场，什么都有。企业办社会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特殊形式，经过几十年的沉积，已铺了过大摊子，耗费了企业大量的人财物力，形成的企业办社会、富余人员和债务负担，严重阻碍了国有企业进入市场。有关部门调查的情况显示，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一般都在1/3以上，有的甚至高达1/2；国有企业承办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占社会城镇同类学校的1/3；医院医院数量的40%，病床数占1/3。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国有企业中现有从事非生产性后勤工作的职工约万人，占国有单位全部职工总数的20%左右，国企在“办社会”方面一年花费约亿元，拥有后勤资产高达1万亿元，约占企业总资产的30-40%。以大庆油田为例，年各种社会负担已高达22.23亿元，其中支付企业办各类学校费用3.35亿元，各种医疗机构补贴经费1.2亿元，职工医药费1.83亿元，职工住宅维修费0.59亿元，社会捐款支出0.5亿元，除此之外，还担负大庆市政府经费3.8亿元，额外负担市局双重职能机构费用0.4亿元等。企业办社会的历史痼疾严重地制约了大庆油田的正常生产经营。
企业办社会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企业营业外支出过大，使企业运作成本的付出与企业效益最大化的要求相矛盾，以致企业投入大、产出小、效益低下，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上的缺陷，妨碍了国有企业的企业素质提高和经营效益改善，成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拦路虎”。
03
亚洲金融危机
年7月2日，泰国政府宣布放弃了从年以来一直执行的固定汇率制度，改为浮动汇率制度，泰铢当天下跌了17%，而到了10月1日，泰铢已经跌去超过30%。这成为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起点，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陷入经济混乱之中。“亚洲四虎”中的三只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作出了顽强抵抗后，最终分别以菲律宾比索下跌25%、马来西亚吉林特下跌25%、印尼盾下跌超过59%的结果“惨烈”收场。随后，国际金融炒家将目标从“虎”转向了“龙”，开始袭击日本、中国香港、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导致日元与美元的汇率突破了：1大关；韩元的贬值幅度接近40%；香港股市暴跌，恒生指数从1点下跌到最低点。
危机的全面爆发，虽然没有直接冲击到中国内地，但不可否认，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东南亚各国货币的巨幅贬值给我国人民币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进而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生存，尤其对有外贸出口业务的国有企业影响更大。长期以来，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其他东盟国家是我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年，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加上韩国就占11.4%，在日本、美国、香港地区和欧盟之后居第五位。亚洲金融危机带来东南亚各国货币大幅度贬值，进而其国内需求相对萎缩，这直接影响我国对东盟区内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据估计，我国对危机国的出口，受本次货币贬值的影响，下降的比例应在60%左右。占中国总出口20.4%的日本市场，由于其货币贬值和购买力下降，国内需求萎缩，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需求也相应下降。同时，作为我国的竞争对手，货币大幅度贬值导致的价格下降也加强了这些国家的出口优势。我国出口厂家只能降价出口，企业效益下降甚至亏损，有些企业失去了原有的市场，损失严重。
不仅如此，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各国对亚洲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存在的风险加强了警惕，国际资本投向开始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转移。在全球资本市场进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国直接投资流入的速度和规模均有所减缓。面对着境外市场的剧烈变化，中国国有企业处境更为艰难。
04
“入世”谈判
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同年7月11日，中国正式提出加入世贸组织的申请，自此从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年前后，也是中国入世谈判的关键阶段。根据WTO的规定，成员国的入世议定书是“世贸组织规则的组成部分”。根据《入世议定书》，除本议定书另有规定外，加入国应履行《WTO协定》所附各多边贸易协定中的、应在自该协定生效之日起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履行的义务，也就是说中国在该协定生效之日已接受该协定。在WTO规则中，与中国国有企业关系最为紧密的规则就是《补贴与反补贴协定》（SubsidiesandCountervailingMeasures，简称《SCM协定》）。
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0条，对于补贴有3款规定，分别是：第一，中国应通知WTO在其领土内给予或维持的、属《SCM协定》第1条含义内的、按具体产品划分的任何补贴，包括《SCM协定》第3条界定的补贴，所提供的信息应尽可能具体，并遵循《SCM协定》第25条所提及的关于补贴问卷的要求；第二，就实施《SCM协定》第1条第2款和第2条而言，对国有企业提供的补贴将被视为专向性补贴，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是此类补贴的主要接受者或国有企业接受此类补贴的数量异常之大的情况下；第三，中国应自加入时起取消属《SCM协定》第3条范围内的所有补贴。
虽然党的十四大就确立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大多数国有企业仍旧缺乏市场竞争能力，需要依靠垄断和政府给予的各种政策优惠和补贴才能维持生存。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补贴，比如国家财政对生产企业的亏损补贴；另一种是资本补贴，主要来自于国有银行的低息贷款。
对国有企业“拨改贷”改革之后，国有银行由于其存、贷款利率受国家的管制，可以人为压低，从储户那里课征“隐性税收”来补贴国有企业。此外，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贷款方面享有更为优先的待遇，所贷款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属于软贷款性质，还本付息的压力很小。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国有企业事实上仍然享受着巨额的补贴，也正是凭着这种巨额的成本补贴，国有企业才能够在市场中生存。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无疑会削弱中国“入世”谈判时的力度。为了增加“入世”谈判的筹码，更为了在加入WTO后国有企业能够应对种种冲击，在“入世”前只能对国有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解除其政策性负担，从根本上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以应对未来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
End
文章来源：邵丁董大海著《中国国有企业简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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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1.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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