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投资摸透市场个体投资的

前言

金融理应是理性的计算与推理，但它却一直无法阻挡疯狂。对于个体而言，即使是最具有智慧的头脑，也往往会在金融市场的狂热之中丧失理智。牛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这位数学家兼物理学家，在自然科学上的成绩尽人皆知－他不但与莱布尼茨各自对微积分学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贡献，还发现了万有引力以及运动三大定律。但除此之外，牛顿还是一位金融思想家与设计者，他不仅曾主管英国的皇家铸币厂，还为英国金本位制度的确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这位天才却没能将这种理性的智慧带入到个人的投资之中。在臭名昭著的年南海公司股票泡沫之中，这位科学家留下了他人生之中最难堪的一面。年，因为一项重大利好政策，英国南海公司的股票开始出现上涨，这一涨势一直持续到第二年。随着股价翻番，投资者的情绪逐渐变得狂热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买卖股票的队伍。到了年6月，南海公司的股票股价已经比当初高出10倍。

在投资者中就有牛顿的身影。这位物理学家在较早的时候就买入了南海公司的股票，到了年4月20日，他认为风险逐渐增大，不能再持有这只股票了。这位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卖出了所持的英国南海公司股票，获利英镑。

然而，在牛顿卖出之后，南海公司的股票仍在大幅上涨，一开始牛顿还理智地认为这只是风险加大的表现，但随着大众陷入狂欢，这位物理学家心中充满了“踏空”的沮丧。这时候的他又抛入巨资买回南海公司股票，然而这一次，南海公司股票的泡沫却迎来了破灭。

最终，牛顿以亏损2万英镑的结局黯然退场。在当时，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牛顿担任英格兰皇家造币厂主管时年薪英镑，这意味着，2万英镑就是他10年的收入。自此之后，郁郁寡欢的牛顿再也没有参与证券投资。“我能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却无法预料人心的疯狂。”牛顿的感悟令人印象深刻。

在年之后，股权投资的确陷入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是，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人类一次又一次陷入癫狂，在之后的日子里，癫狂与恐慌如同马克思所言的永远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一轮又一轮地上演。

股票

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经济的繁荣以及第一批中产阶级的崛起，美国的股市进入了一轮新的狂欢。纽交所已经成立了一段时间，不过此前股票交易所内的买卖长期只限于部分专业人士，但随着普通人收入的提升，更多的个体投资者开始涌入这个市场。毫无疑问，在无限的乐观之下，一场当时规模最大的股市狂欢终于上演。

美国人对股票的突然热衷，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固然，经济与收入的增长让美国逐步超越英国成了全球霸主，民众的情绪陷入了无比乐观之中。但在情绪之外，逻辑推演似乎也是这场大狂欢的推动者。埃德加·史密斯这位华尔街债券分析师，对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股票收益和债券收益做了数据统计对比，结果发现，长期看来，股票的收益总是优于债券。

另一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则更为直接地呼吁买入股票，因为股票连接的是公司，购买股票意味着可以享受公司快速发展的红利。但这次狂欢的结果并不美妙。市场的繁荣持续了几年，在年时却陷入崩溃，并且最终酿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球经济大萧条，随后的世界大战也与此不无关联。直到20世纪40年代战争结束后，这场危机的影响才算彻底消除。

欧文·费雪是一位有着重要贡献的学者，但在这场大灾难中，他不但自己近乎破产，还赔上了自己的学术声誉。当然，市场的疯狂自有其原因，并不是费雪一人的责任。在上文我们提到过雷格纳特和巴舍利耶对市场随机游走研究的贡献，按照他们的观点，任何的超额收益都应该值得怀疑。不过，这些人都是当年金融圈的梵·高，他们的思想和梵·高的《向日葵》一样，在生前无人问津，直到死后几十年，才被发掘出来。

对20世纪30年代市场危机的最深刻总结或许来自于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他看来，市场并不存在理性，相反，是波动的情绪推动甚至放大了市场的变化。市场上的各种群体缺乏约束，结果都变成了投机者。凯恩斯可能是第一个重要的行为经济学家，他将市场变化的推动力归结为一种“动物精神”。行为经济学要到多年之后才被建立起来，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这一学派的重要思想源泉。

另外一位从这场大萧条之中获得启迪与教训的是“价值投资之父”、巴菲特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格雷厄姆一直以精于选股著称，他善于从一堆数字之中发现公司的价值。在年股市繁荣之时，格雷厄姆和人合伙成立了一个新的投资公司。大牛市让他继续赚钱，但年股灾降临之后，他的账户也出现了巨亏。

年他亏损了20%，年，以为市场已经见底的他积极买进，但结果证明这是他人生最大的一次错误。在这一年，他又亏损了50%。他连续五年没能从市场中赚到钱，只能靠教书、写作为生，到年时，当年管理的万美元已经亏掉了70%。

但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理念最终拯救了他，在熊市接近见底的时刻，格雷厄姆通过对公司基本面的理性分析，找到了许多价值偏离价格的股票，并且果断买入，这使他最终摆脱了大萧条所带来的损失。实际上，从年到年，他的股票投资年化收益率高达17%。

寻找价值与价格的偏离，当然是一种智能的计算与推演，但相对于那些复杂的数学模型，这个模型显得有些简单。但这种无须高等数学的简单推演，却帮助格雷厄姆、巴菲特以及彼得·林奇等人在市场之中获得了超额的收益。

格雷厄姆阐述自己投资思想的那本“价值投资圣经”叫作《证券分析》，后来这本书有了一个更通俗的版本，名字叫作《聪明的投资者》（TheIntelligentInvestor，这里的“聪明”与“智能”一词同源)。

投资

沃伦·巴菲特说，凡是读懂格雷厄姆的人，都赚了大钱。但是真正读懂格雷厄姆的，恐怕还是巴菲特自己。巴菲特年轻时就对股票买卖感兴趣，但是在年遇到格雷厄姆之前，他似乎与其他的投资者并无分别。“50年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学习格雷厄姆教授的证券分析课程。在此之前的10年里，我一直盲目地热衷于分析、买进、卖出股票。但是我的投资业绩却非常一般。

不过，这种情况在他师从格雷厄姆之后发生了改变。“从年起，我的投资业绩开始明显改善，但这并非由于我改变饮食习惯或者开始运动。唯一增加的新的营养成分是格雷厄姆的投资理念。”

巴菲特从格雷厄姆那里学到了“捡雪茄屁股”的价值投资方法，有些企业虽然接近倒闭，但市值却是被低估的，因而仍能从其身上赚钱，这就像你发现一个雪茄屁股，还能抽上最后一口一样。这种方法给巴菲特带来了好运，到了年，巴菲特就将自己的美元变为14万美元。但巴菲特没有止于格雷厄姆，而是延伸了他的思想。这种思想，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滚雪球”：找到最湿的雪和最长的坡。

如果说最湿的雪在于找到价值所在，最长的坡体现的则是时间与复利的价值。复利是苏美人于数千年前发明的金融技术，但在古代人那里，这只是一个写在泥板上的神话，没有哪个王国或者哪个人能够真正让这个可以把1变成无穷的简单数学公式变为现实。

但在某种意义上，巴菲特把复利的价值变成了真实的财富数字。年时，巴菲特掌管的资金只有30万美元，到了年，这一数字变成了万美元。年，他的个人财富达到了万美元，掌管的资金则已经高达万美元。年，巴菲特的个人财富达到了0万美元。

不过，复利的威力直到这时还只是刚刚显现，因为巴菲特真正的财富基本来源于60岁之后。在52岁那年，巴菲特的身家大概只有3.7亿美元，但是到他66岁时，这一数字变为了亿美元。

巴菲特的成功秘诀看起来非常简单，毕竟复利公式的复杂性远远比不上那些复杂的数学模型，而且其计算也无须动用人工智能。实际上，巴菲特虽然也要做数据的梳理和分析，然而这样的数据梳理和分析只要人脑就足矣。

但起源于格雷厄姆的这一简洁模型，却有着一个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基础假设——执行价值投资的人必须拥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力，而且其情绪不会受到市场任何变化的波动。忠实于价值投资的人必须比任何人都要理性，甚至要趋于一个完美的英雄。而这恰恰是为什么总是有人声称要学习巴菲特，却永远也成不了巴菲特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从雷格纳特到巴舍利耶，有效市场理论的支持者绝对不会同意“市场可以战胜”这样的说法。但价值投资者和技术分析派却不会赞同巴舍利耶。技术分析和价值投资可以算是20世纪诞生的两大并列投资（或投机）思想，虽然在价值投资者眼中，技术分析和占卜师、星座预言家以及太阳黑子追随者之类一样，属于“巫术”的一种现代版本，但技术分析和价值投资一样相信市场可以战胜。而且，至少在年时，技术分析派要比格雷厄姆的表现更为出色。

道氏理论是技术分析的原点。虽然《华尔街日报》的创始人和首位编辑、道琼斯指数发明者查尔斯·亨利·道并没有将自己的思想称为道氏理论，但他的确是这一思想的创始人。年12月道逝世之后，《华尔街日报》记者将其见解编成《投机初步》一书，从而使“道氏理论”正式定名。之后，威廉姆·皮特·汉密尔顿和罗伯特·雷亚继承和发展了道氏理论，《股市晴雨表》以及《道氏理论》等书籍成为道氏理论的经典著作。

道氏理论有三个核心思想，其中，三重运动原理最为重要。在三重运动原理中，道氏将市场的走势分为三种运动，即基本运动、次级运动以及日常波动。市场的基本运动是可以被预测的，预测次级运动则很容易被欺骗，而日常运动是随机漫步的，是不可预测的，因此，市场的主体趋势是可以被预测的，而每一个价格的波动时间和位置又是测不准确的。

年的夏天，汉密尔顿发表文章称，市场将迎来衰落，熊市即将到来。这一随后被印证的观点，让不少技术分析的追随者得以躲过一劫。技术分析的地位也借此得以进一步确立。但市场上对技术分析的质疑从来没有消失过。一位精于数据分析和统计的出版人搜集到了汉密尔顿在二十多年中的所有股市预测，试图证明他对年大崩盘的分析只不过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

但也有人指出，技术分析本身就是一个量化模型，只不过这个模型和价值投资一样简单。与后来出现的各种量化模型相比，原始的技术分析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体现，但是因其能准确预测危机，足以说明模型并非越复杂越好。

技术分析在普通投资者心中的地位远高于价值投资。这或许是由于技术分析对人本身的要求并不像价值投资那么高。你不需要像巴菲特那么执着或者坚定，也可以获得不错的收益（起码理论上如此），技术分析本身也比分析公司财报更加容易上手，因为对前者而言，其隐含的一大思想基础是价格包含了所有的信息。

但是，对于多数散户而言，这种能够快速上手的分析方法，其实不过是满足了他们的投机性思维。正如后来的行为金融学所发现的，普通的投资者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就是过度高估自己（过分自信），他们普遍认为自己的水平高于平均，因此也非常容易高估自己对技术分析的掌握能力。

不过，这并不妨碍一批又一批的人前赴后继地投入到技术分析之中。毕竟，技术分析背后所隐含的思想，其实是认可统计的价值：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未来发展的大致概率。这其实是对数学的一种坚定信仰。

在凯恩斯、价值投资者与技术分析派之外，对经典市场有效理论提出质疑的个人投资者非索罗斯莫属。与以上几派不同，从匈牙利逃出纳粹魔爪的他似乎更相信直觉的力量。正是利用这种直觉，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成了华尔街最为耀眼的投资明星之一。而年狙击英镑、年做空泰铢等行径，更让他成为举世瞩目的争议性投资者。

索罗斯将自己的思想总结为一个叫作“反身性”的理论模型。按照这个模型，反身性就是一种双向反馈机制。在这一机制之中，现实世界会塑造参与者的思维，而参与者又会不断地塑造世界。在某些时刻，索罗斯是凯恩斯思想的继承者，他和凯恩斯一样，认为决定市场价格的未必是基本面，而是参与者的“偏见”，也就是他在参与市场之过程中形成的对市场的认知。

不过，索罗斯认为参与者会影响市场，导致市场失去独立性的思维，似乎更倾向于量子力学的思维方法，这也许正是他和罗杰斯所创立的基金名为“量子”基金的原因。与其他著名的投资者相比，索罗斯的投资成绩毫不逊色，但是他的理论却更复杂。价值投资者理论难以实践，技术分析容易人云亦云，索罗斯的思想则让一般投资者更加难以寻觅到学习之道。价值投资需要过硬的意志力，技术分析需要加强对数据的分析，索罗斯的思想则几乎无法靠人脑复制。

结语

诚然，这些骄人的思想是20世纪投资历史上最为美丽的花朵之一，他们多数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也为后世提供了无尽的理论基础。然而，人们频繁讨论这些人和他们的思想，与难以找到实践这些思想的方法之间，形成了一个无解的悖论。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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