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财阀是怎样炼成的诞生于灰色,崛起于奇

年，伪满洲国在苏联的钢铁洪流碾压下土崩瓦解，朴正熙也因此沦为了一介难民，并在年重返半岛，随后因为重新独立的韩国急缺人才，朴正熙凭借着过硬的军事文凭，摇身一变成为了韩国陆军的一员，并在年依靠战功和资历升任少将。

早在朴正熙成就少将的二十四年前，一位年方届二十五岁的青年就已经是当时朝鲜半岛有名的大富豪。而在他二十八岁时，这位名叫李秉喆的青年在韩国大邱创立了一间名震当世的企业——三星。

在当时的韩国，并没有太多人注意到这两位崭露头角的青年人。

然而历史的风云变幻，用一场奇迹，却让这个两人，一者成为了韩国经济的缔造者，一者则成为了韩国经济的最代表者，而在两者背后，则是一种名为财阀的“怪物”在阴影中畸形又疯狂的茁壮成长着。

到年，根据亚洲经济报道，韩国十大财团的资产占到了韩国GDP的85%。

今日韩国财阀的树大根深，冠盖遮天，以至于让让韩国人不仅自嘲道“一个韩国人永远也逃不开三件事：死亡、缴税和三星。”——三星是韩国财阀中的财阀，甚至被韩国人称之为“帝国”。

对于三星而言，资本寻利而行是本能行为，茁壮愈强是企业经营得当的结果。对于朴正熙而言，用从伪满学来的“统制经济”，聚集资本大力发展龙头企业也是为了尽快振兴韩国，并无意塑造一个财阀尾大不掉的韩国。

三星的筚路蓝缕

年李秉喆正陷入人生的困境之中，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李承晚从美归国，这让李秉喆在人生低潮时迎来了转机。

李秉喆的父亲李赞云跟李承晚颇有交情，两人都曾为韩国独立委员会委员。

李承晚因此对李秉喆颇为赏识，等到年李承晚当选为韩国总统后，李秉喆建立了从事国际贸易的“三星物产”，此时的南韩工业基础薄弱，大量物资需要从国外进口。

抓住商机的不仅只有李秉喆，但拥有总统强力支持的国际进出口商却并不多，因此三星物产在建立一年后，就成为了行业第七。

三星物产的成功不过是李秉喆把握住了时代的一个“快钱契机”，李秉喆明白不管是战争还是战后“百废待兴”的时期，终有尽头。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依靠进口物资过活，尤其是在邻国日本的“特需景气”已经拉开帷幕，经济因为半岛战事迅速复兴的参照下。

李秉喆在后来曾说过这样一句自许的话：“不仅是三星的董事长，更是国家的董事长。”

这当然不是李秉喆自大到认为其时的自己已经是韩国的实际掌舵人了，更多的是在向韩国社会表达一个态度——李秉喆不仅在为三星的考虑，也在为韩国殚精竭虑。

所谓大商经国的情怀，或许如此。

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国家使命感”，年李秉喆就调转三星的船头，开始向“由商致工，工商并举”转型，筹划并开办了韩国第一家大型制糖企业，又于次年进入纺织产业，一步步的夯实填补着韩国制造业的短板。

三星的崛起离不开李秉喆的商业嗅觉和前瞻远见，但同样也跟李秉喆的“好前辈”李承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随着李承晚试图利用非法手段强行要四度连任总统被推翻后，三星和李秉喆的崛起之路也随着李承晚流亡海外而暂时陷入低谷。

事实上，随着李承晚的倒台，三星很快就在韩国处于了艰难的境地，不仅旗下十五个子公司遭到政府调查，李秉喆本人也在法庭上承认了偷税的事实，并表示如果当时不这么做，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在税率是利润%的环境里存活。

一面是社会上的风声鹤唳，一边是政府的不停逼迫，李秉喆一度想要寻求政府内的官员帮助，然而官员们此时如若惊弓之鸟，面对李秉喆这位深深烙印着“李氏子侄”的人物更是避之不及，甚至为了跟李秉喆做切割，还有官员公然宣称“不跟非法聚敛财富者往来”。

交相逼迫之下，被定为“非法敛财第一号”的李秉喆只能低头服输，缴纳了数十亿韩元的款额作为补税。

三星在韩国建国初年的崛起，可谓兴也李承晚，困也李承晚，但三星在这段岁月的经历，绝非个例。

事实上，有大量韩国财阀在创建之初，正是依靠了“政商一体”才得以在灰色领域内渐渐崛起，崭露头角，而“非法敛财第一号”的李秉喆之后，还有十一家财阀也同样上列榜单，最终补缴税额。

这既是因为韩国建国之初，政治体制不完善，有贪腐空间。但同时也是因为选举体制下，政治人物参与竞选需要大量竞选资金。

所以或明或暗跟企业有所联结，私相授受，便是在所难免，而贿赂成风之后，这也就使得韩国的“金元政治”逐渐盘结成痼疾，财大气粗的财阀愈见膨胀。

朴正熙的奇迹

朝鲜半岛在日治时代是典型的南农业北工业的格局，然而随着半岛南北分治，建立在一片废墟上的韩国不仅百废待兴，工业基础更是聊胜于无，而美国虽然在战后给予了韩国大量援助，但这些援助主要针对消费品，其中农产品的援助甚至反而打击了韩国农业。

从年到年，承平的韩国的实际国民增长率甚至不到1%。

年五月，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接管韩国，从此开启了长达十八年的统治生涯。

而此时距离朴正熙狼狈回国方将15年。

此时北方因为凭借着日治时期遗留的工业基础以及苏联的大力援助，经济得到大力发展，等到年时已经被媒体誉为“远东经济的奇迹”。

而韩国却因为经济的不振，国内此前政治乱象的难解，以至于韩国社会上下民心浮动。

时局紧迫。

朴正熙明白，只要解决了经济问题，不管是韩国的民心不稳，还是自己的执政合法性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国富民强，如是而已。

那么问题来了，学谁呢？美国诚然为庞然大物，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但很明显韩国贫弱的经济是玩不转美国模式的，更何况当时美国也不认为深陷经济危机中的韩国应该采取积极的经济策略，美国人认为韩国更应当采取紧缩策略，稳定且有序的尽快恢复已有产业——主要是农业。

农业诚然能够固本，但明显光靠农业，韩国是无法经济腾飞的。

所以朴正熙将目标放到了已经烟消云散的“伪满洲国”。

伪满的经济要旨在于“统制经济，一业一社”。

宫崎正义曾如此阐明“统制经济”的宗义：“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在国家统治下推动产业开发。”

而之所以要在伪满推动“统制经济”则是因为“国民经济落后”。

朴正熙执政下的南韩处境无疑跟当年的伪满十分相近，再加上朴正熙有着在伪满求学的经历，目睹了长春“新京”的现代化，大量“伪满州企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强，这让朴正熙笃定了“具有韩国特色的计划经济之路”。

执政之初，朴正熙就制定了执政生涯的第一项“五年计划”——在未来他还会制定三次。

在第一次五年计划中，朴正熙聚集国家力量和资本，倾力扶持几家大企业发展，试图打造龙头企业，然后依之迅速建立并完善国内的工业体系。

三星等财阀，本来就是韩国战后硕果仅存或者新发展起来的企业，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扶持——尤其是在年日韩签订《韩日基本关系条约后》，韩国不仅获得了日本赔偿的三亿美金和两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更获得了日本资本的大量投资，国内基础建设和重工业迅速完善。

年，经过十年耕耘积累，韬光隐晦后，朴正熙正式推动韩国重工业的国产布局——当年一月《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出台》，这一计划将钢铁、机械、造船、电子等十大产业列为了接下来五年韩国经济发展的重点。

此计划的出台，也就宣告着在轻工业、服贸业积累颇深的现代、LG、乐天等韩国财阀集团纷纷开始全面进军重工业。

而三星更是借此东风，不仅先后涉足了重工、化工、造船、航空精密仪器等产业，更先人一步，直接由“工商致高科技”——年，三星独立研发的彩色电视上市，这意味着韩国企业终于突破了外国企业的层层封锁，打破了技术壁垒，在高科技领域有了一席之地。

财阀企业的崛起，使得韩国的国际竞争力极大增强，但在这些“韩国功臣”为国家赚来大量外汇之余，同时也导致了很多产业被这些财阀企业所垄断——例如三星之于电子，LG之于通信，现代之于钢铁，都是当时韩国财阀垄断的典型产业。

不过财阀的茁壮成长虽然带来了令人忧虑的现象，但对于普通韩国人而言，却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韩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年朴正熙上台时，韩国GDP尚止24.18亿美金，并较上一年下降了超过15亿美金，而等到年朴正熙遇刺身亡时，韩国GDP已经达到了.68亿美元。

短短十八年间，经济增长了二十多倍，对于普通韩国人以及韩国财阀而言，“汉江奇迹”盛名无虚。

不过，对于财阀的猜忌，也随着经济的发展，从民间到政府，亦愈发日炽。

反对者的玩火自焚

“阁下快将韩国化肥厂完全捐献掉吧，如果您不同意，我们恐怕没法保障您的安全。”当李秉喆面对时任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炯旭的要求时，他知道他已经没得选择。

其时，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往往是由朴正熙的亲信充当——后来朴正熙就死在了中央情报部的餐厅内，凶手正是时任中情部长，极受朴正熙信赖的金载圭。

虽然早在成为“非法敛财第一号”后，李秉喆就定下了，三星应该对韩国政府“不远不近”的关系原则，但很明显，这不是三星可以决定的。

韩国化肥厂的被迫捐献并非个例，李秉喆在晚年又“躬逢”了政变上台的全斗焕，在后者的逼迫下，李秉喆无奈又将东洋放送公司无偿捐献给了政府。

事实上，韩国政府对于财阀的日渐坐大是心中非常有数的，这其中既有优化韩国经济的用心，也有对财阀大加挞伐，以讨好韩国社会的用意。

全斗焕如是，后来的金泳三更有过之。

但不巧的是，金泳三一不小心就玩火过头了。

金泳三政府开启了所谓的“文民政府”时代，此后历届韩国政府都或多或少的致力于革除“财阀经济”这一弊端，但金泳三的不幸运在于，他“革除财阀”的时机不太对。

年7月2日泰国宣布弃守固定汇率制，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当天大跌17%，随后三个月内危机席卷东南亚，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而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同时，韩国第七大财阀起亚在7月15日宣布进入破产保护，韩国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已经被点燃，然而韩国人却恍若未知。

严格来说，青瓦台之主，韩国时任总统金泳三是知道的，但他却似乎另有盘算，竟然坐视起亚危局近三个月，然而外国投资者并不清楚青瓦台打得是什么算盘，投资者只看到韩国政府对于起亚这样的巨型财阀都束手不救，信心因此极为动摇——起亚如此，焉知韩国政府不会对三星、现代、LG等企业亦如此？

韩国财阀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举债扩张”，这也是朴正熙模式带来的后遗症——当时的韩国经济孱弱，本钱稀少，只能依靠举债发展，虽然在进入九十年代后，韩国经济已经腾飞，但这一模式却仍然被时人承继，视为“成功法宝”。

这也就导致了韩国财阀企业的债台高筑，到年时，韩国三十大财阀的平均负债率高达%。

年韩国外债规模达到了两千亿美金，可国家外汇储备却仅仅为三百亿美金。

如果危机不爆发，金泳三及时出手拯救起亚，避免资本信心崩溃，则韩国未必会沦落到“距离国家破产只剩七天”的地步，但历史没有如果。

由于金泳三的处置失误，再加上台湾弃守新台币，导致危机彻底席卷韩国，韩国股市因此疯狂大跌，到年10月，韩国三十大财阀中已经有六家破产，其他的财阀企业也在危机之中摇摇欲坠，甚至投资者连对三星都缺乏信心了。

至十一月，韩国外汇在危机之中已经消耗大半，仅剩一百一十多亿美金，可不说当年底韩国需要偿付的债务就高达两百多亿美金，光是当时每天消耗十亿美金左右的外汇速度，韩国就难以继续支撑。

无奈之下，韩国只能向IMF求援，并全盘接受了在韩国人看来“丧权辱国”的诸多条件，这其中包括开放金融市场、允许外国企业收购韩国企业、国内一定规模以上的金融企业应受国际监管...

当时韩国商界就称这场协议的背后是“我们完全丧失了经济自主权”。

韩国依靠IMF的五百多亿美金的贷款成功度过了危机，但为了从IMF赎回丢掉的“经济自主权”，韩国政府又只能依靠财阀去恢复经济，还清债务，重新拿回了国家的经济自主权，并改革韩国经济结构。

这就导致韩国从政界到社会对韩国财阀投鼠忌器，后者则在其后十余年间有恃无恐，进一步膨胀——年时，韩国十大财团的总资产尚只占到韩国GDP48.4%，而到了却已经上升到了85%。

至于今日，韩国政府到社会虽然对财阀抱有极大的戒心和忌惮，甚至反对财阀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可面对“国家长子们”几乎跟韩国相绑定的格局，却也一时束手，只能旁敲侧击稍加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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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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